​从石家庄跨过滹沱河进入正定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座两层三重檐的雄伟城门楼-正定南城门，名曰“长乐”。这是古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。

高大的城门楼，带有阔大的瓮城，据说其规模之大，仅次于几朝古都的西安和南京。瓮城错落地建有三道门-一形成易守难攻之势。只见内门上嵌有“三关雄镇”的匾额，瓮城门上嵌有“迎薰”的匾额，月城门上嵌有“九省通衢”的匾额。

       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想象力真是丰富。

三道门，三重寓意，完美诠释了正定的形胜。迎薰，可以想象到恒山滹水、东南和薰之风的景观；九省道衢，则凸显它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；而三关 雄镇，又道出了它不可

代替的战略地位，引出后人无限的遐想和感叹。

如果说，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对正定的景观和区位优势有所了解的话，那么，现在应当再认识一下“三关雄镇”的威名了。问题来了，三关是哪三关呢?这是历史遗留下的讨论题。形成共识的是，“三关雄镇”的说法，始于明代。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，明成祖开始实行卫所军屯制。出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，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起设真定卫，作为统率真定、保定二府最高军事指挥机构。其指挥使司设在真定，地点在当时真定府衙的东南，时称卫前街，内设机构有经历司、镇抚司、军器局等。

真定卫有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个千户所、若干个百户所、七十二处军屯，分别坐落在滹沱河沿岸真定、藁城、栾城、获鹿一带。有学者研究，当年真定府获鹿县的石家庄村，也是由一个军屯演变而来。

明王朝移都北京之后，正定成为畿辅之地，军事地位再次提升，负有拱卫京城的重任。据此，有人将正定与北京、保定并称“北方三雄镇”

现在看来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。北京作为国都，不会与正定、保定相提并论，并称三雄镇，因为彼此之间是护卫与被护卫的关系。况且，正定作为重镇的存在，始于战国时期，此后一直承担着护卫河朔地区的重任。明朝于真定城设真定卫，统管保定、真定两个巡抚。故真定有“三关雄镇帅府”之称，并没有与其他城市分享其名。

重要的是，“北方三雄镇”的说法，还混淆了“关”与“镇”的概念，把扼守三个关隘的一个重镇，理解为与北京、保定齐名的三座城市之一，史料没有出处，北京、保定也不见其说。

比较靠谱的分析，还是要与正定的战略地位联系起来。

真定卫的职责重要明确，它不仅管理保定、真定两府数量众多的千户所、百户所和军屯，而且要扼守北岳山脉的三大关隘，防御外族入侵。至于是哪三关，史说有出入，但应当是与真定府地域相对应、西北方的“倒马关(汉代也称常山关，今河北省唐县境内)、龙泉关(今河北省阜平县境内)、故(固)关(今山西省平定县境内)”三关。

有权威史书佐证。《畿辅通志》记载，“正定府边墙，北自阜平县狼牙口起，南至井陉县阳庄口止，共长699里”。①倒马关、龙泉关和故关都在其中。

明嘉靖年间《真定府志》也记载，“按真定所辖关隘，北起落路，南尽鹿台。绵亘600余里。其大者有三，曰倒马，曰龙泉，曰故关”，同时，还详细记述各关所辖隘口数量、名称，以及各关口烽堠传警讯于真定城的路线。因之，真定府当时雄镇的三关，乃指倒马、龙泉、故关三关无疑。

有职有责还要有人。负责守卫三关的参将及兵马均由真定卫派出管理，下设倒马关营、龙泉营、故关营等卫所。名门望族真定梁家的七世孙、梁梦龙的胞弟梁梦弼曾经任过真定卫指挥，十世孙梁士仪、梁清仪，分别任过故关守备、倒马关把总。

同时朝廷外调神武卫，驻真定卫西。神武卫，本陕西华州卫，寻改为西安右护卫。宣德五年(公元1430年)，改曰神武卫调至真定。两大卫设于此，还有地方团练武装，真定名副其实地成为北方一座军事雄镇。

对于真定来说，“三关之势，倒马为急，故关次之，龙泉又次之。”胡三省说，“谓真定之安危，视倒马之得丧也”。距离最近的则是故关，以及相连的娘子关，因为它守卫的是太行八陉之一的“井陉”所在。

古时出太行山，从北到南仅有八条隘道，谓之“太行八陉”。太行深处的晋中人出太行到河北，也只有经故关过井陉。而真定处在井陉的东端，敌军过了这些关隘，真定则无险可守，京城也会震动。在故关设卫所，不过是将防线往前提而已。

因之，明隆庆、万历年间重修真定城墙时，“三关雄镇”的匾额便当仁不让地挂在了南城门上。

三关雄镇的含义搞清楚了，那么，它在国家版图中是什么位置?容丕华老先生告诉我们，“地当河朔称雄镇，虎踞龙蟠燕赵间”

河朔这个词很古老，泛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，据说起源于战国时期。朔，有多种解释，《康熙字典》释义，“朔，北方也。……朔，尽也。北方万物尽，故言朔也。”给人以遥远、荒漠之感。

比较强烈地感觉到“朔”的含义，应当在统一的大中国以后。秦汉隋唐诸代，国都大都在秦陇之地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置于西部，黄河以北相对比较遥远，又是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争斗的地方，因之也被称为河朔或边塞。早期正定诗集里，就有许多描述边塞风光的诗篇。

唐代，边塞诗人李益诗云，“漠南春色到滹沱，碧柳青青塞马多。万里关山今不闭，汉家频许郅支和”。另一位边塞诗人高适留下“城邑推雄镇，山川列简图。旧燕当绝漠，全赵对平芜”的诗句。

宋代，天圣年间同登进士、同为诗人又是官员的宋庠、宋祁兄弟，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。宋庠说，“周界西穷陕，常山北尽边。关河相望日，容鬓各衰年”，宋祁则说,“莫嫌屯垒是边州，试听河山说上游”。不是尽边，就是边州，还不是边塞吗?

宋、明两代，正定是边塞地区的北部重镇，负有屯兵、供给、指挥之重任。宋辽的边界线，在今雄安新区一带，而明代与关外民族争斗的最前线，则是今古北口、居庸关、山海关长城一线的蓟辽地区。河朔的防御线向北推移了不少，但真定的兵马并不缺位。

在明长城沿线的遗存中，多次发现真定营或真定标的字样。在抚宁县万历三十六年(公元1608年)管修敌台碑上，分别镌刻着“真定标下车营右部二司把总管陈奕芳管修敌台一座。周长一十二丈，高连垛口三丈五尺”“真定标下车营左部头司把总官郭管修青石山敌台西空，本台根起二等边墙一十丈六尺”等文

字，证明真定子弟兵的存在。

指挥包括真定标在内的明代守边军队的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朝的太子太保、曾任兵部尚书的真定人梁梦龙。族英雄戚继光，而担任朝廷蓟辽总督、统领这支大军的，则是明至于说到燕赵间，就比较好解释了。正定自战国时期开始，就有地处燕南赵北之说。顾名思义，正定南为赵国之地，正定北是燕国之地，本府则归属于赵国。正定是燕赵之间的要地。真定于河朔地区的重要地位和意义，古人论述颇多。既是诗人、官员，还是史学家的宋祁精辟地说，“河朔天下根本，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，其地河漕易通，商贾四集，屯田潴水，限隔敌骑，进战退守，绰然有馀，故常倚为北面之重。"意思是，除了富庶之外，河流纵横，限制敌人的骑兵，有进退之便。

而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从历史的角度说，“真定本古中山国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以北略地，其事固已伟矣。……，唐失河北，势日陵夷。宋没两路，国遂南渡。况今翼卫神京，为万世帝王之业，比古京兆、冯翊、扶风之地，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，无以使之安土乐业，而壮国家之藩卫也。”

陵夷，衰败也，南渡，指南宋退过黄河，偏安于江南，失去真定，后果很严重。归有光已经把正定的重要性，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，并且叮嘱赴任的官员注意教化百姓，以壮大藩障。

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说得更具象些，称正定“府控太行之险，绝河北之要。西顾则太原动摇，北出则范阳震慑，若夫历清河，下平原，逾白马，道梁宋，如建瓴水于高屋，骋驷马逵也。盖其地表带山河，控压雄远。”I

总而言之，无论从宏观上讲，还是从微观上说，正定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因而也是历朝历代苦心经营之地。

朝代的更替，带来正定历史建制沿革的诸多变动，但每一次变动，都没有削弱其地位，而是在不断地强化着。

正定的建制沿革，要比其他一些地方繁杂得多，这里只粗略梳理一下重要节点。

最早的县置，是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在此设立的东垣县，隶属巨鹿郡，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。

最早设立的郡置，是秦朝从巨鹿郡析设恒

山郡，郡治东垣。公元前197 年，汉高祖亲征东垣，平叛之后，改名真定。仍为恒山郡治所。公元前179年，汉文帝为避其名讳，改恒山郡为常山郡，郡治元氏故城。公元220午，三国魏时，常山郡治又迁回真定。

决定真定城唯一一次搬迁，即由滹沱河南岸迁往滹沱河北岸的，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帝王一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。这位鲜卑族出身的皇帝，对汉文化相当崇拜，对风水学尤感兴趣。除了将自己的都城从盛乐(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)迁到平城(今山西省大同市)外，还一有机会就看风水、迁城址。

公元398年，拓跋珪来到已恢复为常山郡治——-滹沱河南岸的真定城(今石家庄市东古城村)，看到滹沱河北岸有一处高地，名曰安乐垒——一个扎营驻兵的军事城堡。在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之后，认定是“祥瑞之地”，“嘉其美名，遂移郡理之”，立即决定将常山郡治迁到北岸的安乐垒。这一次迁移比较彻底，连城市的名字一并带走，安乐垒成为真定城。而原来繁华了几百年的旧真定城则被抛弃，渐渐衰败为一个村落(今石家庄市东古城村)。历史真的很无情。

自此之后，除了唐武德时期将石邑(今石家庄市振头街道)做过短短三年治所之外，真定城一直是郡、州、军、府、路、县的治所，甚至一度成为国都所在地，承载着统领区域中心的重任。

真定城名气最大的时期，是在辽朝曾经做过国都，尽管时间比较短暂。

公元947年2月，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在汴京(今河南省开封市)称帝，为辽太宗，改国号为大辽，升恒州为“中京”。当年，辽太宗北返途中病逝于栾城，辽义宗(追封)之子耶律阮在中京恒州继皇帝位，史称辽世宗。

正定管辖范围较大的时期，是雍熙四年(公元987年)，北宋设河北西路, 路治直定，统辖四府真定、中山、信德、庆源。九 州:：相、浚、怀、卫、洺、深、磁、祁、保;六军(军也是行政设置):天威、北平、安肃、永宁、广信、顺安;六十五县。范围大致北到今保定满城、徐水一线，南到今黄河北岸焦作的沁阳、武陟一线(包括今河南省安阳市、新乡市)，西以太行山为界，与山西相邻，东到今雄安、衡水一线。

宣和四年(公元1122年)，真定宣抚使刘给招募军兵，岳飞闻讯从家乡汤阴来真定应募，此事在汤阴岳飞庙岳飞生平中还有记载。后来，岳飞手下大将牛皋也曾任过真定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。”宋代的“路”直属中央，相当于后世的“省”，故真定早在宋代就做过省会。

坐实省会位置的是清代以后。顺治二年(公元1645年)，改北直隶为直隶，管辖着河北、山西、山东和辽宁的广大地区。直隶省设置一个总督一宣大总督，驻山西大同。设置三个巡抚，顺天巡抚驻遵化，保定巡抚驻真定，宣府巡抚驻宣化。保定巡抚辖保定、真定、顺德、广平、大名、河间六府，管辖今河北省大片地区。

顺治十六年(公元1659年)，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。直隶巡抚治所先后设大名、真定、保定。初设大名，顺治十七年(公元1660年)，治真定。真定成为名副其实的省会城市。九年之后，为方便与京师的联系，直隶巡抚迁至保定。

而把真定改称为正定的，则是源于另一位帝王的任性。

雍正元年(公元1723年)，清王朝雍正帝继位，为避其(胤禛)名讳，改真定为正定。什么叫避讳?就是皇帝的名字，包括同音字，其他地方、其他人都不得使用，已经用了的，要一律改掉。封建王朝的皇帝，就是这样霸道，把自己置于独一无二的地位，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。

这也是正定最后一次改名。从刘邦改东垣为真定起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900多年。

不管历史多么久远，以“长乐”命名古城南门，大概寄托了人们期盼远离战火、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。

然而现实很残酷。越是期盼得到的，越不容易实现。与老百姓的愿望相反，山川秀美、物产丰足的天时，扼关锁钥、九省通衢的地利，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平稳安定的生活。

从战国时期开始，2000年来，正定一直断断续续地笼罩在烽烟战火之下。凡是在北方发生的大战事，几乎无一例外地席卷正定。

几场规模比较大、百姓受害较烈的战争，都写在史书上。唐代天宝年间，爆发了安史之乱。常山一带是官军与叛军反复争夺之地，上演了一场攻城略地、铁马金戈的大戏。交战的双方，都把攻占真定城，作为取得战争主动权的筹码。

叛乱与反叛乱之争，曾在此有过三次惨烈大战，滹沱河两岸刀光剑影，血流成河。第一次，是常山太守颜杲卿在真定城抗击叛军。为了护家卫国，颜杲卿高举义旗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独撑孤城抗争。真定城被敌攻破之后，叛军杀害了一万多名常山军民，横尸塞路，河水变色。第二次，是唐军大将郭子仪、李光弼讨伐叛军，杀退了叛将史思明，收复了真定城，后因唐玄宗西逃，郭、李撤兵西去，叛军卷土重来，百姓受了“二茬罪”。第三次，是郭子仪再次东征，大败叛军，收复洛阳，在官军的威慑之下，河北十三郡(包括常山郡)的叛军投降。以后史思明再次反叛，但已是穷途末路，垂死挣扎之后，以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
北宋时期，宋与辽开始了长期的对峙，河北成为主战场。真定府一带，更是重中之重。宋辽双方你争我夺，战事频繁。一会儿，成为宋拒敌的屯兵处，一会儿，又成为辽南下黄河、进攻中原的桥头堡。战争所到之处，田地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。

经过数十年征战，宋辽签订“澶渊之盟”，约定以白沟、古恒山、南拒马河一线为界，也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附近，真定府作为边塞之地，承担起保宋拒辽的重任。这种局面维持了100多年，难得为社会赢得了一段和平时光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另两个北方民族一金、蒙的崛起，又一次将这一带拖入了战争的泥潭，真定一带山河涂炭，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苦难。至元末，经过几十年的战乱，人口锐减，河北仅有54万多户135万多人，比金代初期下降四分之一多。

再一次激烈的战争，来自明代“燕王扫北”。一个“扫”字，道出了战争的残酷性。燕王朱棣下决心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赶下台，取而代之，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先要扫平河北，再进军南京。朝廷派大将耿炳文率大军到达真定平叛。

从此，真定成了主战场，几十万大军你来我往，战争规模空前，长达四年多，死伤场景惨不忍睹。史料多处记载，某战“斩获数万”，某仗“斩首三万余级”，甚至“尸填满城壕，溺死滹沱河者无算”(《奉天靖难记》)，等等。

倒霉的还是百姓。“靖难之役”使真定一带人口锐减，嘉靖年间《清苑县志》描述，真定府“兵燹之后，人物凋耗，土地荒旷，旧有存者十仅二三”。

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危害更烈。1937年10月，日寇的铁蹄践踏正定大地。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激烈战斗后，撤出正定城。10月8日，日军对城内及周边的13个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,残杀无辜平民1500多人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岸下惨案”等多起惨案。在岸下村，他们杀害200多人，55户人家遭灭顶之灾。丧心病狂的日军还闯进城内天主教堂，枪杀受伤的国军官兵，强奸修女，活活烧死8名外国传教士。

然而，残暴的敌人并没有征服这里的人们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正定人民坚强不屈、勇敢战斗，在大平原上坚持抗战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

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一群组织起来的庄稼汉，发挥聪明才智，在无险可守的华北大平原，因地制宜地独创了特殊作战方式--地道战。后来，地道战被广泛推广到冀中地区，开创了平原抗战的新局面。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尽管有这一次次的灾难，但正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，旧的居所破碎了，他们一次次从苦难中站立起来，坚韧不拔，奋斗不息，又不断创造着新的家园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。

历史是会说话的，它告诉人们，天时地利的形胜，并不能天然获得优势。国家、民族和人民是息息相关的，只有国家的富强，才有人民的幸福;人们只有站起来，不断努力奋斗，才能拒战止战，实现持久的和平;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浑然一体，才能把命运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。

2018年2月9日，广州市越秀区，一项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，纪念开埠先驱的南粤先贤馆将要与民众见面。

进入先贤馆，人们发现首批列入的先贤共56名，但排在第一位的，并不是本土原住民，而是2000多年前、从遥远的东垣来到南越的秦军将领赵佗。

熟知历史的人们知道，这是用特殊的方式，向开拓南越的先驱致敬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域，总有历史上的英雄，或为开先河之人，或为文韬武略、建树颇丰之人，或为力挽狂澜于既倒、护佑苍生之人。

纪念英雄的形式五花八门。西方人习惯于雕塑，在城市街头、广场或其他显眼处，竖有青铜塑像;东方人习惯于庙宇、祠寺和纪念堂，供奉忠烈像和牌匾。西方人是开放的、一目了然的，东方人是低调的、内敛的。当然，目的是一致的，都是表达一种敬意。

南海之滨的广州人，则采用了一种既东方又颇具本土特色的形式--先贤馆。

作为广州历史文化的大观园，赵佗能在这里名列前茅，绝对是实至名归、当之无愧的。须知，要研究南粤的开埠甚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发展史，无论如何是绕不开赵佗这个名字的。

赵佗，真定人，出生年月不详，去世于公元前137年。史书有的说他活了101岁，有的说他活了103岁，以此来推算，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40年至公元前238年。在生活条件落后的古代，人均寿命很低，赵佗能如此长寿，可称得上是个传奇了。

更为传奇的是，这个没有显赫家世、可以说是布衣出身的真定人，在南越经历之曲折、执政时间之长、业绩之厚重，对后世影响之久远，都是前无古人的。

赵佗在秦末汉初即任南越王，在位近70年，以至于儿子没有机会接班，他去世后是由孙子继位的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广州市越秀山发掘的南越王墓，主人就是第二任南越王、赵佗的孙子赵眛。

然而，赵佗并没有虚度这70年。他在南越漫长的岁月中，带领真定的子弟兵，拓疆土、和百越、开岭南，尤其是经曲折而不忘初心，历蹉跎而魂系华夏，二度归汉，维护了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统一。

一言以蔽之，他是开拓南越、汉越民族融合的先驱，是打开封闭之门、将中原文明燎原于岭南，并将这片神奇土地“领回家”的人。

非常有契合感的是，2000多年后，岭南地区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开放，河北人也有参与组织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，是河北任县人，任县与赵佗的家乡真定相距不远，在秦朝初年，两县曾同属巨鹿郡。

时间空间变化如此之大，境遇截然不同，但两次开放都足以载入广东史册。第一次开放使岭南地区浴火重生，进入了文明社会，第二次开放则使广东告别了贫穷，踏上了现代化的富裕大道。

1949年9月29日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:“你们广东开化很早。秦始皇时代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。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，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。秦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他乘机扩展了粤西、海南岛等地方，自立为王。汉高祖平定天下后，派人去见他。他表示臣服，接受汉朝的管辖。”①

伟人所讲的这一切，是对赵佗功绩的盖棺论定。但人们可能并不知道，赵佗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。

始皇二十九年(公元前218年)，赵佗，刚过弱冠之年的秦军将领，从滹沱河畔的东垣城出发，走向4000多里外的南越--一个只是传说中的地方，似乎在天之涯、地之角。

前途迷茫，充满着未知和凶险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一何时才能返回中原家乡，而在那个荒蛮之地，自己又能做点

进了民族融合。他尊重越人习俗，维护越人的利益，任用越族精英治理地方，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，有效化解了他们对王朝的敌意，增加了归属感。

所谓开拓岭南，是指赵佗努力传播中原文明，推广先进的生产方式，从而使岭南地区由水耕火耨、愚昧蛮夷的时代，迅速走向精耕细作、知书达礼的文明社会。

当时的岭南，可不像今天这样繁荣。当中原社会已经相当文明的时候，岭南地区却交通闭塞、居无定所、疾病丛生、无积聚而多贫，过着类似原始状态的生活。

改变这一切，无疑需要巨大的努力。赵佗一方面用中原的伦理道德教化越人，倡导赡养老弱、废除群婚，引导越人习汉字、学礼仪，从而使百越人“渐见礼化”，“蛮乡今有汉衣冠”。一方面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、冶铁、纺织、建筑和造船技术，以铁制农具代替木犁，使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得到跨越式发展。

1983年，在发掘的南越王墓中，出土文物330余件，其中有丝缕玉衣、龙钮金印的“文帝行玺”等，居然还有烧烤乳猪的器具，其器物之精美，价值之高，令人惊讶。说明在南越王治理

之下，生产力极大发展，美食空前丰富，广东人从那时起就很会

吃了。

所谓两度归汉，是指赵佗在汉高祖、汉文帝时期，审时度势，顺潮流而动，两次归顺汉朝。

秦末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战火在中原大地上燃烧。时任龙川令的赵佗，受南海郡守任嚣的临终托付，继任南海尉。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，赵佗断绝各关隘，聚集军队加强守卫。然后，出兵统一了岭南地区，以番禺为都城，建立南越国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同一时期，中原楚汉相争，刘邦胜出，奠定大汉江山。这一阶段，南越与汉地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。

但中原并没有忘记这片领土。

汉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，汉高祖刘邦派大夫陆贾带诏书南下番禺，奉劝赵佗归顺汉朝，封为南越王。赵佗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号，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首领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，歧视少数民族，禁止与南越经济往来，封关市、限铁器，还放纵小人捣毁了真定赵佗先人墓。激愤之下，赵佗自立称帝，还派兵攻打长沙郡的边镇。

汉越的紧张关系在汉文帝执政后，得以改善。文帝效仿高祖的做法，派陆贾携诏书再下番禺，诏封赵佗。在国家大义面前，赵佗再次表现出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，毅然除去帝制，受封南越王，汉朝疆土由此完成一统。